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实践、经验及启示(上)
延安时期党群干群关系水乳交融、骨肉相连，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群干群关系最好的时期之一。那么，延安时期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那种血肉联系是如何形成的呢？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民群众之所以同中国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鱼水相依，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之中，真正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由于包括领袖在内的各级党员干部在实践中体现出亲民、爱民、为民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正是由于广大党员干部的清正廉洁。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延安时期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成功实践和经验，对新时期的党群干群关系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非常有必要对这一成功实践和经验加以系统研究和总结。
延安时期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成功实践
延安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重要的是广大党员干部把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为民的理念，并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和口头上，而是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作为党制定各项政策和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红军进驻延安城
（一）在思想理念上，确立党的根本宗旨，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提供根本遵循
党群干群关系，从宏观上讲就是政党及其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党群干群关系的实质是利益问题，利益问题是构成党群干群关系的纽带。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会也不可能有自己的任何私利，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的理论依据。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对自己的历史使命有明确认识，就深知是为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但对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深刻表达和明确提出，是在延安时期完成的。从1938年到党的七大前，毛泽东在多种场合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对其内涵进行了深刻阐述。1945年4月，党的七大第一次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列入党章。这些理论上的系统阐述，使党员干部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根本宗旨，明确了共产党到底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从而牢固树立了人民利益至上的执政理念，坚持把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共产党人的最高标准。不断从思想上树立正确的政策观、权力观、群众观。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为和道德规范，在实践中广为践行。
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七大通过的新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共七大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为党领导人民去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坚实基础。
（二）在政治上，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保证人民群众的各项政治权利，确保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
一是实行普遍的、公开的、无记名的选举，保证人民群众的选举权。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出台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此后，陕甘宁边区开展了三次选举，所有符合选举条件的人，基本上全数参加了选举，包括老人和妇女都积极踊跃参加投票。由于许多是不识字的农民，在实践中创造出“投豆法”“烧香燃洞法”等因地制宜、行之有效的投票方式，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得到真实表达。由老百姓选“官”，这在国民党统治区是难以想象的，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伟大创举。
二是创建了“三三制”执政体制，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权。“三三制”执政体制的创建，使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都有代表参加政权，使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通过自己的代表能够反映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观点、意见和要求，进一步保障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各种权利，并切实照顾各阶层人民的利益。
三是实行参议会制，为人民群众参与国事管理，真正参政议政提供了平台和通道，使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由可能变为现实。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不仅仅是民意机关或人民代表机关，而且是边区的政权机关。各级行政长官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并有罢免各级行政长官之权。而且，参议会还有监察弹劾公务员、创制复决法规、批准各项计划、通过财政预决算、决定地方捐税等权力。由于边区的各级参议会是经过自下而上直接的、平等的、无记名投票普选产生的，真正代表了人民的意愿，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四是建立人权保障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人身权利。1941年11月，边区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明确规定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私有财产权、土地所有权和人身权利。并在实践中确保了言行一致，忠实于它对人民的承诺。
（三）在经济上，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福利，真正让老百姓得实惠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保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在经济上始终把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作为重要任务来完成，给老百姓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福利。
一是减租减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42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对农民实行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并举的政策。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减轻了农民负担，交租交息，又照顾了土地和财产所有者的利益，各方面的利益都得到了保证，极大调动了各个阶层参加抗日及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二是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农业经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陕甘宁边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经济困难。为了发展生产，边区政府制定政策，鼓励移民和边区群众开荒。这一政策的实行，使边区的人口在迅速增加，耕地面积得到了大幅度增长。同时，部队、机关、学校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开荒种地，发展经济，自己解决吃穿用问题，切实减轻了人民负担。
三是实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群众负担。随着边区财政经济困难的产生，人民群众公粮负担在逐年加重，对此群众有意见。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一方面减少公粮负担，另一方面，采纳了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议案，于1941年11月后，在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开始精兵简政，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克服官僚主义的目的。
四是发展工商业，繁荣边区经济。为了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满足群众生活需要，提高生活水平，边区政府制定了“以公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政策，一方面大力发展边区公营工业和商业贸易与集体合作社，另一方面，通过实行低息贷款、定期免税、保证20％利润优惠政策，刺激私人经济的发展。边区工商业的发展，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满足了群众的生活需要，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四）在文化教育上，从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医疗问题着手，解决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矛盾和问题
一是积极发展教育，保证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权。陕北地区在历史上是一块边陲之地，地瘠民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为了保证人民群众人人享有读书受教育的机会，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下大力气发展教育，把教育放在了与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首先，加强干部学校教育，创办了32所干部学校，对党员干部进行系统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素质。同时为了加强对干部的普遍教育，还开展了在职教育和学习。其次，大力开展国民教育。边区政府在紧张的财政支出中有相当的比例用来创办各级各类学校。有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有卫生学校、师范学校、艺术学校等。最后，开展社会教育。利用扫盲班、识字班、夜校、冬学等形式，普遍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通过发展教育，满足了群众的学习需求，增加了群众的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了群众生活方式的改变。
二是积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改善人民群众的生存条件，保障身体健康。陕北地区自然条件差，一直以来缺医少药，封建迷信活动盛行，各种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而且，陕北地区也曾是鼠疫、霍乱、天花等传染病的重灾区。为此，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从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权出发，积极发展医疗事业，创办医疗机构，派出医务人员深入群众治病防病，宣传饮食卫生，改变群众落后观念和不良习惯，提高群众健康防病意识，保障了群众的基本健康。
三是大力发展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首先是以陕北特有的文化底蕴，用不同的形式，如戏剧、小说等，塑造大批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贴近的新人物形象。同时，积极吸收民间艺术营养，用群众喜闻乐见的秧歌剧、信天游、快板书等形式创作作品，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此外，加强文化设施建设，如学校、民教馆、图书馆、游艺场等，为人民群众所利用。
1937年创办陕北公学，为抗日战争培养革命干部。1941年7月，陕北公学与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后发展为华北联合大学，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之一。
（五）在廉洁政治上，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社会清明，增强了党员干部和政府执政为民的自觉性，提高了其公信力和号召力
一是明确提出了建设“廉洁政治”的目标任务。1937年8月，《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明确提出要“建设廉洁政府”；1939年，《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提出：“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赌博”；1941年，毛泽东在亲自修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时，专门加上了“厉行廉洁政治”一条；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强调“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1947年，把“建设廉洁政治”又作为党的一条重要政策写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可见，建设廉洁政治始终是共产党人奋斗的重要目标和任务，是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立场。
二是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建设廉洁政治的法律制度，并依法严惩腐败分子。为了预防和惩治腐败，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的廉政考验，有针对性地建立健全了一系列法律制度。1937年3月13日，重新颁布了1933年12月在中央苏区时期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26号训令；1937年9月，中共中央重新颁布了在大革命时期发布的《关于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腐败条例（草案）》，1939年又对这一草案进行了修订完善。为“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依照法律严惩了黄克功、肖玉璧等违法乱纪、贪污腐败分子。仅1937-1938年的两年时间内，陕甘宁边区司法部门就严格审判了180起贪污腐败案件，维护了党的形象和法律尊严，促进了党员干部廉洁奉公作风的形成。
三是领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延安时期，党的领袖艰苦朴素、为政清廉，起到了带头和示范作用，促进了廉洁政治建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王稼祥、叶剑英、陈云、徐特立、谢觉哉等一大批领导干部都是清正廉洁、艰苦朴素的模范。在领袖们的带动下，党员干部自觉做到严于律己，和普通群众一起过艰苦朴素的生活。使各级政府真正成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廉洁政府。
四是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首先是加强专门机关的监督。为了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监督，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专门就纪律监察机构做出了规定。在《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中指出：由各中央局决定，在区党委之下设监察委员会。七大取消了六大设立的审查委员会，重申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明确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职权由党委直接负责，而且还明确规定了党内的几种处分。其次，加强群众和党派监督。“三三制”政权体制的创建，加强了边区群众和其他党派对共产党和政府的监督。这种监督可分为直接监督和间接监督。间接监督主要是选举监督，直接监督主要是对乡政府的监督。直接监督的形式有个人检举、集体告发、游行控告等。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有力推动了廉洁政治建设。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了“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的政策。
（六）在感情上，党员干部把人民群众当亲人，不是挂在嘴上，而是放在心上
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仅仅表现在政策的制定上，同时体现在党员干部的行动中，体现在对群众的感情上。一是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调整政策的依据。二是把老百姓的小事当作大事来做。三是党员干部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心做群众的学生。
综上所述，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以及各级党员干部，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清廉和感情上，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制定和调整政策的依据。真正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表现出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
正因为延安时期，共产党执政人民群众当家、共产党执政人民群众得实惠、共产党执政人民群众受尊重有尊严，所以人民群众才真心实意地支持共产党，义无反顾地保护共产党，死心塌地、抛家舍业地跟着共产党，才形成了同呼吸、共命运、水乳交融、骨肉相连的党群干群关系。
